1981年4月15日，老街河口桥两侧的交换区异常安静，只有担架摩擦地面的沙沙声。担架上那位左腿缠满绷带、脸色苍白的中国战士叫何源海，此时他还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并不是鲜花欢迎，而是一份“战俘审查通知书”。
镜头倒回到1958年6月，广西平南县一间泥瓦房。母亲聋哑，父亲过世，兄长先天残障。贫寒压得这户人家透不过气，可17岁的何源海却常常跟伙伴念叨：“只要能穿上军装，命再苦也值。”话音落下，全村老人都笑他不切实际，谁料一年后，征兵名额突然扩充，他真进了连队。新兵连里，身体底子薄的他跑五公里掉队，可他偏要咬牙追上，三个月后从倒数变前三。
1979年2月17日，边境炮声轰隆。成建制南下的部队当晚进驻龙州，连里领到的第一项任务是支援谅山方向。坤子山高低起伏，树木密集，班长临出发拍拍他的肩膀：“机枪手离不开你。”这一句嘱托仿佛定格在脑海。
2月26日凌晨，坤子山东南侧响起密集火力。越军主攻点卡住公路，意在切断我军后运线。何源海趴在半人高的灌木后，拉机柄、点射、急促压制，一梭子火舌撕开夜色。班长翻身掩护时胸口中弹，闷哼一声就再没起身。何源海瞬间红了眼，枪口转向来袭的三名越军，“哒——哒哒”，对方倒下。就在这时，一枚小巧的木柄手榴弹滚到脚边，他来不及推开，“轰”的声浪撕裂鼓膜。
昏迷前的画面只有血雾和坍塌的树枝。战友确认颈动脉后，悲痛地把他的钢盔压在胸口，随后继续冲锋。战斗结束后，尸体袋随卡车运往后方，可卡车并未返回，越军夜袭打乱了清理节奏。第二天拂晓，坤子山的硝烟散尽，一个浑身血污却仍有微弱呼吸的青年被越军巡逻兵发现。
越军战地医院条件简陋，地板潮湿，灯泡忽明忽暗。伤口感染带来高烧，何源海迷迷糊糊听见陌生语言，心中一紧：自己成了俘虏。住院期间，几名当地平民趁着巡视空档，踢了他两脚，“这是报应”，对方冷笑着离开。半年后，他被押往河内近郊的一处老法军监狱。四面水泥墙封死空气，每天配给一块粗面包和一碗淡米汤。闷热、蚊虫、羞辱，最折磨人的是漫长的静默。
“放我回家，我死也认了！”一次深夜，他对值守士兵低吼。对方皱眉摇头，用枪托点了点门口。不久后，一名越南记者采访在押中方人员，顺口透露即将启动的“最后一批战俘交换”。那一刻，他压抑已久的求生本能被点燃。为了缩短交接检查时间，他强迫自己拆掉石膏练习走路，伤口再度开裂，也只咬牙裹上旧纱布。
1981年春，谈判桌上排定名单。撤换现场，红十字标志的车队缓缓驶来，中越双方各三名医护陪同。一交手，中国方面立刻将何源海送往友谊关野战医院。一个月后，部队通知下发：该同志需在看守所接受甄别。原因很简单——“被俘期间身份、言行有待核实”。更具冲击力的是，同年3月已经批复的一等功，因“死亡记录不符”被撤销。
甄别期整整四十五天。调查结论鉴定他在敌营“未有可疑言行”，但待遇认定仍为“普通复员”。衣袋里那张取消功勋的黄纸，像一块冷冰，贴在心口。回到平南县，乡亲们原以为他是国殇碑上的英烈，见他突然现身，窃窃私语铺天盖地，“活着回来肯定是投降了”。原本安排在县供销社的岗位自然落空。
忍无可忍，他跑到民政局理论，情绪激动时抄起桌面文件夹砸在地上。工作人员喝斥：“想要补助，先拿组织证明。”争执中，他的旧军帽被扯掉，迷彩里衬露出被烧焦的弹片疤痕，空气凝滞。后续结果却依旧是“暂缓处理”。
1982年夏，他离开故乡，去了临桂一片偏远的水库当看守。日子单调，早晨投料，傍晚撒网，他省吃俭用，仅在节日拿出旧军装，用手掌轻拂胸前那枚三等功奖章，喃喃一句：“班长，我没给连队丢脸。”空荡的值班室，只有蛙声回应。
时间推到2013年9月。柳州站月台，一位花白头发的中年人拐着木质拐杖，寻人启事挂在胸前，上书四个醒目大字：“寻找战友”。他是何源海当年的连长梁俊生。三十三年过去，他依旧惦记那位机枪手。多方打听、资料勾连，终于锁定了临桂水库的守看房。
“老何，我来迟了！”推门的一刻，梁俊生哽咽。何源海愣住，半天才抬手敬礼。简单寒暄后，梁俊生立即向广西军区老战士处反映情况，又联系媒体采访。经过档案核对与地方民政部门会商，2014年5月，何源海重新领取到因战重残军人证，补发抚恤金，并恢复因伤致残三级待遇。
2016年清明节，凭祥烈士陵园。何源海拄着拐杖，踱步到一块衣冠冢前，那上面刻着他的姓名和“1979年2月26日光荣牺牲”。当年立碑的是仍留前线的战友，为了寄托哀思。墓前黄菊零落，他俯身捡起一瓣花瓣，轻轻吹去灰尘，自言自语：“兄弟们，我来看你们，也顺便看看自己。”
四十年弹指一挥。功勋曾被撤销，质疑曾刺痛灵魂，可躺在烈士碑群之间，他更在意的是能否说一句“我无愧”。雨丝落在肩头，冰凉，却再不像1981年的归国长路那样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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