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资吧配资官网他早在延安就提倡“发展体育运动

“老贺，这个摊子非你来挑不可。”1952年11月15日夜，中南海怀仁堂内，周恩来的这句话掷地有声。那一年，距离新中国成立不过三年，中央筹建国家体育事务委员会，所有人都在等贺龙的回答。贺龙抬头，只说了六个字：“中央叫我就干。”

彼时的中国，公共卫生刚刚起步，天花、疟疾、霍乱在不少农村仍旧夺命。1949年统计，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许多战士在战场上逃过了枪林弹雨，却被回乡后的一碗污水击倒。药品匮乏、营养不足固然是主因，但体质羸弱同样致命。增强国民的体魄，成了摆在党中央案头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对体育并不陌生。他早在延安就提倡“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可真正落到全国层面，需要一位既懂军事组织又擅群众工作的“总指挥”。人选讨论了好几轮，名字总归绕不过贺龙。原因很简单——在枪林弹雨里，他靠强悍的身体和纪律活下来；在抗日根据地，他把篮球、排球、越野赛搬进了训练场；而在西南大区，他甚至给运动员开出了高于首长的小灶。如此“偏爱”体育的元帅，实属罕见。

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都劝他：“这是冷门差事，你可别后悔。”贺龙笑了：“我年轻时掷标枪、打拳击，今天改掷标语、打观念，不算跑题。”就这样，一位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将军，转身成为共和国体育事业的掌舵人。

贺龙上任后的第一步不是建馆，而是找人。他很清楚，政策喊破嗓子，不如拉来行家。他把曾在部队负责体训的老兵一个一个“挖”到北京，又四处写信、打电话，请回被分配到铁路、冶金、粮食等系统的体育教练。有人嫌体委只是“打球司令部”，他就亲自登门：“国家要的是你的本事，不是你的职务。”一番折腾，七十多名骨干先后报到，成了日后中国体育金字塔的底座。

接着是场地。1954年春，北京工体工地开挖，附近农民好奇地围观，问这大坑干什么。贺龙大声回答：“造能容五万人的操场！”几个月后，不少人相信这位元帅真是来“玩真的”。冬夜里，他穿军大衣踩着泥泞督工，工人打趣：“主任，比打仗还拼吧？”贺龙摆摆手：“修成了，孩子们就能少生病。”

最难的是观念。长期贫困让很多干部觉得体育可有可无，“多修一条公路比多办一场比赛重要”。贺龙没跟他们争论，而是搞示范：组织工人篮球联赛，把冠军奖状送到工班里；让机关干部做广播体操，迟到罚立定跳远三次；在中南海发动游泳活动，毛泽东、朱德都下了水。气氛被带动，体育不再是“消遣”，而是“任务”。

1958年第一届全运会开幕，天津民园体育场座无虚席。来自各省、市、军区的六千多名运动员举旗入场，口号整齐：“为生产、为国防、为健康而运动！”这种场面，在十年前的中国简直难以想象。同年，“工间操”和“儿童广播体操”铺向城乡，夜晚的胡同里，老汉们压腿、甩臂，孩子们跳绳、踢毽。

与此同时，卫生部门推行消灭血吸虫病、推广计划免疫，但要让疫苗发挥作用，身体得先扛得住。体委牵头的“夏季长跑”和“冬季三九锻炼”正好补上这块短板。一个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964年城市中学生肺活量较1952年平均提高13％，不少医生感慨：“门诊挤得没以前狠。”国民体质的改善，直接反映在寿命数字上。

资料显示，到1966年，全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接近60岁，较1949年整整多了25岁。医学进步、粮食产量提升功不可没，但在诸多因素里，体育锻炼对基础代谢和免疫力的促进常被忽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1965年来华时提出疑问：“你们的传染病控制体系为何见效如此之快？”体委的一份报告让他们吃惊：中国在1955—1964年间组织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参与人次，累计超过1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