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北京已经有些闷热。东单北极阁三条一间不大的书房里，50岁的李莎按下钢笔，申请书一页页摊在桌面，墨迹微微发亮。
这并非普通文书。放弃祖国、改换国籍，意味着切断回俄的最后通道。她想起母亲絮叨的伏尔加小麦香，心头抽了一下，却没有停笔。
事情要追溯到三年前。1961年底，边境气氛骤冷，外事口来函要求清查“可疑外籍人员”。李立三夫妇的名字，被一些人写进了报告。
李立三挡在妻子前面：“她同甘共苦二十多年，不是局外人。”同屋的老友悄声劝他离婚以自保，他只回了一句，“不干。”话不多，却掷地有声。
其实，命运从1933年就把两人系在一起。那年初秋，李立三用“李明”之名在莫斯科参加一次小型聚会，气氛随意，红酒、俄歌、草帽舞，都很年轻。
旁座女孩叶丽萨维塔静静听他谈中国工人运动。她没想到，那就是童年画报里挥臂演讲的英雄。听不完的故事，让她决定跟上这匹“烈马”。
1935年冬，两人决定同居。苏联婚姻登记并不繁琐，十来个中国同志在留克斯招待所凑了桌家常菜，婚礼算结。李立三给妻子起了中文名——李莎。
甜蜜没维持多久。1938年2月24日凌晨，内务部军警闯入住所。李立三被押往卢比扬卡，罪名含糊，其实是大肃反的惯例抓捕。李莎被要求划清界限。
“我的丈夫不是反革命。”她在团会上只说这一句，随即交出团证。此后十八个月，她靠250卢布助学金活命，还每月省出50卢布买面包递进监狱。
1939年11月，案件翻转。周恩来出面交涉，李立三获释。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小两口迁往乌拉尔后方翻译处，日子清苦，却也熬到了胜利的钟声。
1946年1月，李立三踏上回国列车。站台雪灰，汽笛嘶哑，李莎咬唇目送。半年后，东北局的邀请函终于抵达莫斯科，她几乎是奔跑着去办手续。
哈尔滨、沈阳、北平，一路颠簸。1949年8月，夫妻在北京团聚。立三出任总工会领导，李莎进入北京俄语学院教书，女儿英娜在胡同口追蝴蝶。
冷战阴云挤进日常。1960年起，街角贴满“防谍”标语，外国面孔格外扎眼。流言难挡，李莎甚至被指“里通外国”。家里来过几拨调查员。
出路只有两个：离婚，或是改籍。周恩来听完李立三四千字的申诉，郑重建议：“若真不想分，就让她成为中国人。”言语平静，却是一种保护。
李莎用三个月反复思量。她给远在伏尔加的弟弟写信：“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但别为我担心。”1964年7月，她走进东城分局，递上了那份申请。
两个月后，国务院批复送到总理案头。周恩来提笔，只写两个字——“同意”。八画，干净有力，像是给这桩跨越三十年的爱情盖上中国印章。
李立三笑得像个孩子，可好景短暂。1967年6月22日，他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68岁。那以后，李莎被隔离审查八年，铁窗、干校、山西运城，耗尽青春。
1978年，风暴停歇，李莎回到北京。墙角的老行李箱仍贴着俄文车票，颜色早已褪去。1980年3月20日，中山堂挽乐低回，李立三获得平反。
那天正好是李莎的66岁生日。她站在花圈丛中，抬头看丈夫遗像，轻声说：“总算等到了。”话语不高，却压过了所有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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