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发金 佟晓莹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受到尼赫鲁总理欢迎。右二为乔冠华
乔冠华在外交部工作27年，曾主管美国、苏联、西欧和联合国事务，对外交各方面工作非常熟悉。他曾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出席两次日内瓦会议；陪同周总理访问亚非欧14国；与苏联副外长进行马拉松式谈判；1970年由他起草的“五二〇声明”震动世界；1972年与基辛格谈判并草拟《中美联合公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会议并发表讲话；等等。
乔冠华经常受命起草或组织撰写重要外交文件，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好评。有国际媒体称他“具有哲学家的头脑、外交家的敏捷、历史学家的渊博知识、文学家的美妙语言”。他正是具有这样的特点，文章才名扬四海，值得反复阅读。他的写作技巧值得学习。
笔者整理出乔冠华在不同年代讲述如何写好文章的体会，以飨读者。
谈怎样写国际述评
乔冠华说：
我谈一谈，我是怎样写国际述评的。这个国际述评一次大体上是五千字，多者七八千甚至一万字。两个礼拜一次。虽然数量并不大，但要写好这点东西，确实还是要花点心血的。许多同志问我：“你是怎样写国际述评的，写作的方法是什么？”
我的写作方法，其实和马列主义通常所教导的方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里边详尽地叙述了他的写作方法，我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兢兢业业地按照他的教导来做这个工作的。
第一个方面，是调查研究，收集材料。
如果收集材料是静态的对象，还容易些；如果是一个动态的对象就困难了。所以不仅要收集书面的材料，中文的材料，外文的材料，而且尽可能收集活的材料。
大家知道，当时的外电都由国民党收买垄断了，然后由他们翻译成中文，改编后再发给我们，实际上是宣传他们的观点，我们是看不到原件的。
而我是采取这个政策，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各种议论各种有关材料必须要弄到手，必须要看到。中国有句古话，我年轻的时候就印象很深，这话有点老古董，但有一定的道理，即“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意思是说，即使一件事情不知道，也是做学问人的羞耻。这是讲书面材料。
在这里边，我想特别提出来的要讲反面材料，好像你在《新华日报》写国际述评，《扫荡报》就可以不看了，《中央日报》就可以不看了，这不对。其实正好相反，正是因为写《新华日报》的国际述评，就必须仔细地看《扫荡报》的评论，仔细地看《中央日报》的评论，仔细地看中间的《大公报》的评论，仔细地看当时同情我们的一些报纸的评论。并且一个字也不放过，各方面的意见都得要注意，都得要研究。我以为写任何文章，不看对方的材料，凭自己主观想法任意往下说，那是容易的。真正的言之有物，有对象，讲个道理出来，那才是我们的精神。因为把反动者给我们蒙上的迷雾拨开，才能看到事物的真相。
这个也不要我多说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导师，在不同的地方讲过多少遍，只要能够把事物原来的面目，原来的变化，把它内在的联系搞清楚，问题也就清楚了。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作为一个小学生，努力去做，这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但是做得不够，我也是很清楚的。
收集材料，对我很重要的不仅是书面材料，还有口头材料。在重庆这个社会里，各种人物都有，我和他们接触，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离奇的、古怪的看法，但我都不轻视他们，都想一想：究竟这想法有无道理？为什么产生这个想法？它说明什么？这也是我写国际述评的一个重要方面。总而言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把问题弄清楚。
大家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盟军在北非跟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战斗。
当时大家都预料会有一场决战，但后来并没有发生。希特勒把他的十几万军队撤走了。像这样的问题是难以预料的，但也可以设想。
这种设想往往是从谈话中得到的。这叫弄清楚问题，调查研究。毛主席已讲得很多了，我也不去多说了。
第二个方面，是表现方法。
这就是所表现的方法，马克思说的表现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表现的方法往往决定于研究的结果。如我把这一段的国际形势，发生的事件，它的来龙去脉，它总的方向搞清楚了，我怎么表现它，这里边就要根据对象本身的具体情况来下决心。
有些时候写的题目就是一个欢腾的主题。比如说苏联攻克柏林，这当然是一个高昂的基调了。表现方法最重要的点，要根据你要写的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定，但是除此之外，我愿意说这里边也有一点作者的艺术手法。
就是如何表现，能够让人们看得放不下来，能够让人们看完以后，觉得津津有味。这就牵涉到一个作者用何种方法和态度来对待他的主题了。
比如说，我的国际评论中有许多文章看起来是文艺体，但实际上这些主题都是掩饰性的，都是和它的内容分不开的。
我和所有的广大读者一样，是用满腔的热情来写这些文章的。我经常想到屈原的那两句诗：“登九天兮抚彗星”“竦长剑兮拥幼艾”。在我的感情上，当时的反法西斯战争，就像我们在天上拿着扫帚星扫尽了人间的污秽，举起长剑来保卫新的时代。一句话，我不写干巴巴的文章。我觉得写干巴巴的文章没意思。
表现方法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平铺直叙也是一种方法。直抒胸臆，在魏晋时代，这也是一种文风啊！
但当我们处理一个复杂的主题，牵涉的方面很多，那你就必须要考虑到怎样表现前后语言、标题，必须要放到第一位来考虑。就我来讲，往往因为几句话想不出来，花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想，这样的事是经常有的，有时会一下子想不出既恰当，又能表达人们情绪的文字。
后来写得多了，也有一点即兴赋诗的味道，带有一点油滑的味道，这是不好的，但这样的述评不多。
整整两个礼拜都是我积累资料、考虑问题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礼拜六发表，礼拜五晚上写好。这就告一小段落。礼拜六又开始了新的观察。
过了两个礼拜，又到了礼拜六，我又开始了。
所以，我去报馆除了编党刊，写别的文章，多数的时间除了看国际问题的材料外，还考虑下一篇文章如何写法，抓什么主题，要揭露什么，要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揭露当时国民党的黑暗。在当时允许的条件下，有时候行不通，就被他们开天窗，删掉了。
发表了就准备下一期，如何写法甚至某些造句，我都想好了。都是材料摆在旁边，因为我不做笔记，打点记号，查起来很容易。我写以前有个习惯，我希望在我写文章以前，我有两三个钟头，什么事情都不做，除掉我要写的文章外，什么问题都不想，就想我要写的东西。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1943年秋天八九月间，因为化龙桥是在郊外，在山坡上，各式各样的野花都很多。当天晚上我就写了，要赞扬、要欢呼红军的胜利了。我在一条小路上一个人慢慢地散步。忽然从一片丛林里发出一阵香气，我进去一看是一丛桂花，桂花开了，然后我又继续散步。我得到这点也可以说是灵感吧！我就想起了两句话，因为前一年，1942年的八九月，我还在从曲江来到重庆的途中，当时苏军的胜利还没有被全世界的人所认识。到1943年苏军快要反攻到苏联的国境了，胜利可以说是震撼世界了。所以我想这篇文章的开头应该这么写，就是：忽然之间桂花开放，天南海北只要有桂花的地方，桂冠都应戴在伟大的苏联红军的头上。当时是用类似这样的语言。
这个问题就是把这个主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表达的方法也想清楚，甚至关键的语言，然后拿一张纸写上一、二、三、四，大体上每一段写什么。文字只要你有强烈的时代激情，你写出来的东西就带感情。
我大体上说写是简单的，容易的。比如说，一般情况下五千字，顺利的话，我三个钟头写出来了，也不需很多改动，文字比较粗糙一点，但也还通顺，花不了很多时间。但有时也像长江的流水一样，碰到礁石，过不去了，要想很久。我的经验就是这样，收集资料，弄清楚事物的来龙去脉，它的前后左右的联系，特别是它内在的联系，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这要花十分之九的时间。根据你所掌握的材料，你要想好，怎样来表现它，表现得引人入胜，叫人喜欢看。至于写本身，包含文字在内我看也需认真琢磨。因为只要你是本着满腔热情来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文字自然就带上了感情。就我来讲，为了表达一个思想，我不惜用一切的比拟，古今中外，文学上的比喻，我能够用的，我就拿来用，这都是工具嘛！就像打仗一样，要攻破这个敌人什么武器都用，只要能够有点结果的都用。
我在表现方法的问题上，在说明问题的时候，我是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把问题说清楚，使它深入人心。看了以后不会忘记，或很难忘记，或者说印象很深，经常能够想到。
这就是我写文章的粗浅的体会经验。
谈外事文稿的写作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批评了“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认为“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号召“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写好文件。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深感毛泽东这一指示的重要性。因为“文字工作在外交工作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现在，文字工作的量非常大，还可能越来越多”。而外事文稿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是：框框多，从内容、结构到语言，成套“设备”，搬来搬去，不敢越雷池一步；求全、烦琐、宁多勿漏，概括性不强，抓不住中心；不区别对象，该虚而实多，该实而虚多。“如不改变这种状况，就混不下去了。首先是压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乔冠华曾在外交部召集的关于改进外事文稿起草工作的座谈会等场合，讲了自己的写作体会。
关于搞文件的方法
乔冠华先讲了“搞文件的一般方法问题”。他说，第一，要把每一个有关的材料认真、仔细、反复搞清楚，彻底掌握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和前后左右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写辩论性文章，一定要彻底掌握对方的论点，否则就不能击中敌人的要害。这就是马列主义。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下苦功夫，没有别的捷径。1953年搞中印边界问题的文件时，我把关于尼赫鲁的材料反复地读，上床睡觉时都在想。在搞材料方面，我们有的司不错，有些司搞大事记，国际司搞问题小传，都值得学习。第二，要从材料中跳出来，动脑筋想一想，要像害了相思病一样地想，然后才能发挥，才能使材料和观点结合起来，和我们政策要求结合起来。为什么1965年关于中国支持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和关于越南问题的几个声明，都能有些生气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发表声明，要能调动自己，鼓舞朋友，打击敌人，才能起到作用。第三，每个文件都是战斗，争取谁、反对谁、孤立谁，要有对象。反对敌人，要在具体问题上具体反对，不是空谈反对，要提出矛盾，解决矛盾，这才有力量。根本问题是要带着政治感情去写，这样才不致冷冰冰，才能有战斗性，气势才能壮。气势壮是什么意思？在太空中不可能气势壮。第二次关于越南问题的声明（指1965年2月12日），是我晚上看了游行，在心情激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不看游行，有几句话是编不出来的。因此，写文件的人一定要参加些对外活动。
多人讨论，一人执笔
乔冠华说，关于工作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大家先在一起议，然后一人执笔，一气呵成。另一种，大家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凑。我倾向于第一种办法。不管哪一种，在写好之后，都要大声念几遍，听听像不像话。写的当中可查看材料，但不能抄。总之，我们起草文件，既要集中，又要民主。准备酝酿要用十分之九的时间，写只要用十分之一的时间就够了。写文件要有根据，但不要受束缚，要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神。
要言不烦
乔冠华就日常面广量大的几种外事文稿，分别讲了如何改进的意见。
“关于来往电报”，他说，我们起草的电报，长得很，不得要领。是否需要那么长呢？有些需要，但绝大部分确实可以短一些。有些电报虽然长，但该说的话却未说，或说不清，废话讲了一大堆，关键的话一句也没有。最近（周恩来）总理要求外交部每天搞电报摘要，就是因为电报太长了。从我这里过手的电报，我的主要工作是删。批复电报，把击中要害的话，说一句两句就可以了，不应该把来电照抄一遍，或把不必要的话硬往上加。其次，还要提倡是非分明，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旗帜鲜明，否则对大使毫无帮助。
怎样才能达到旗帜鲜明而又击中要害呢？这里有个工作方法问题。司长们要亲自动手，每天上班后，应把主要的电报和材料看一下，再把有关同志找来一起研究，哪个该复，哪个不复或者几个一并答复；如果需要答复，应该怎么答复。不能按现在的办法，司长在电报上一批：某某处办。科员就把来电一抄，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写上，司长一批就送上来。在起草给使馆的复电时，需要慎重，但意见成熟了，要诚恳提出，要讲得扼要些，是非分明。对具体事情要给大使多点回旋余地，但原则的、刀口上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我们要考虑到，不能从北京指挥一切，不能对使馆提出的一个个具体问题都发指示，这是对大使的不尊重，也很难办。我这样讲，不是说该复的也不复了。我所反对的是：空话连篇，不切实际。这是一个革命化的建议，希望大家认真研究。有些使馆的来电，也是废话连篇，说不清楚。有的使馆一份电报两三万字，是浪费，毫无必要。1966年2月初，加纳发生政变，驻该国的使馆3天来了37份电报，共约8000字，人们看了还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有的使馆在来报中事事请示，根本不提自己的意见，我们只好每报一复，每复必长，势必增加电报量。有些事是必须请示的，有些事有把握不一定请示，事先或事后报告一下即可。我建议给各使馆发一通报，请他们今后注意。有些事如果把握不大，可在电报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写明“如有不妥，请指示”。这样，国内接到来电后，即可不必事事答复，如认为不妥时再复。
“关于内部请示报告”，乔冠华说：主要问题是啰唆有余，概括不足，刀口上的东西、关键性的话说不清楚，各个司都有这个毛病。司里写的请示报告，对象是部里，是中央。一般说来，中央领导同志只希望看到概括的情况，用不着具体细节，因此要简明扼要，生动活泼，如见其人。如果啰里啰唆，对中央领导同志是个大灾难。
司里送上来的东西，有时候密密麻麻，东改一句，西改一句，读起来既费力，又乏味，毫无概括性和判断力。如何判断？那就要从政治上来分析，哪些事应向中央突出讲，哪些事可不讲或少讲。什么是政治？少奇同志说，政治就是要会区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们应努力这样做。关于概括，乔木同志有篇文章《短些，再短些》，对我们非常需要。《外交业务通讯》1965年第6期已转载，希望大家好好看看。
“关于起草对外讲话稿”，乔冠华说，一句话，要写得短些。大家写出来要像话，不要不像话。现在的问题是只讲一般化的道理，句子又长又硬，不口语化。陈老总（陈毅）批评我们一个稿子“长句硬如铁，念稿要出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设身处地为讲话人想一想，只是认为写出的东西，政治上不出错误就可以了。这样是不行的。今后我们要写得句子短些，要像个话。我们那个受（陈老总）批评的稿子，后来修改得很好。这说明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只要很好地为讲稿人想想，是可以写好的。我起草文件的经验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事情多么急，天已多么晚，我总是在写好后，从头到尾再念几遍，听一听，像不像话。
1971年10月25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1月15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他用大笑回答记者问他现在感觉如何的问题
打官腔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讲得太多”
乔冠华说：毛主席批评我们外交部起草的给本·贝拉的信是打官腔。什么是打官腔？打官腔就是不看对象、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讲得太多。后来毛主席要我起草。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妙方。第一，先把本·贝拉最近的讲话重新翻一遍；第二，把毛主席最近同阿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认真地看一看；第三，再仔细想想需要讲些什么。这样，就可以了解阿尔及利亚最近的情况，本·贝拉的思想情况，毛主席讲了些什么，以便对症下药。我写好后，毛主席采用了。但信的灵魂（几句话）还是毛主席自己加上去的。因此，写文件必须注意具体对象。一般性的话可不说。我们现在许多文件不疼不痒。为什么？就是未抓住具体矛盾，没有灵魂，尽是些大话、空话。最近一个月内发表了四次关于越南问题的声明，每一次都要把那一次的特点、政治动向概括进去，否则必然重复。
1965年1月10日，关于我国支持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在起草的时候，来了苏加诺的讲话。这就不能不针对苏加诺所讲的，抓住他的几句好话，用在我们的声明上。这样文章才能有灵魂，才能有战斗性。灵魂就是抓当时具体情况下的具体矛盾，并且找出解决这个具体矛盾的办法。官腔是不会犯错误的，问题就在于官腔太一般化，不看时间、地点、对象，说了不解决任何问题。
求全是书生气
乔冠华说：有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求全思想，一句话四面八方都照顾到。我看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对这种人，只能说他是书生气。突出一个思想，不是排斥其他思想；把什么话都说上，等于没有思想。句子长是个迷信。毛主席的语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深入浅出，句子短，有风趣，来自广大群众，读起来就很亲切。建议大家学习一下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如何起草对外声明
“关于起草政府声明”，乔冠华说：我们部里处理一般文件，有一定水平。“新情况”“外事调研”，基本上过了关，当然深度还不够，有待继续提高。但是搞公开对外表态的文件如声明则较吃力。吃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后要有意识地注意提高，在政治分析方面再努把力。对外声明，是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的活的体现，要有论辩，要有发挥。部里如果要司里起草，要给司里必要的帮助。现在的情况是，部里要司里写，司里要处里写，但处里不知道中央精神，只好以老文件为师。今后再搞这种文件，第一，领导上要亲自抓，必须给下面同志具体帮助。第二，必须给起草文件的人一定政治待遇。叫人家写，不给材料看，写不好又说人家不行。这是不对的。今后对写文件的人，要不以级别限制，多给文件看，平时多吹风。这不叫特殊。我们不能单纯地只怪一方，说你起草的文件不能用。亚非司实行司、处、科员三结合（写作）的办法很好。各司可以学习他们的经验。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写出的东西好一点呢？就是看的材料多些，听的多些，别无窍门。第三，就是要有革命的顽强性。写的东西领导上批评了或否定了，不要泄气，没有一个人下笔即能成章。搞一次文件，就是打一次仗。捷径是没有的，主要在于刻苦学习。如果本身有一定写作条件，也还要经过刻苦努力的过程。我每写一个稿子，总要反复考虑，即使晚上躺在床上，还要想一想哪一句、哪一字用得不对，如果中央、毛主席有改动，更要反复地想：为什么要改？如果每次都能这样想，时间久了，慢慢就会进步。我们起草文件要抱满腔热情，像唐僧取经一样。要革命，否定了自己稿子有什么关系？否定了，经过思考、体会，即可提高。
乔冠华说：最后，提一个希望。希望重要文件到我手后，能有一定的回旋时间。第三次关于越南问题的声明，其中美国企图炸出一个体面的和平谈判来，警告美国不要认错对象这两段，就是在中午的回旋时间内“回旋”出来的。
在乔冠华关于改进外事文稿起草工作座谈会讲话后，外交部曾连续几天，分地区司、其他单位两个片开座谈会讨论：为什么写不好？怎么改进？提出了五项措施：一、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战斗风格和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字；二、有组织有领导地学习领导上批改过的文件和一些范本，不断总结经验；三、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发动大家动手写，进行实战练兵，同时司、处有重点地培养一些写手；四、目前首先要求起草文稿做到重点突出，文字通顺，精练简短；五、改进写作方法，上下结合研究，然后指定一人执笔，反复修改，九分酝酿一分写。
此后，外交部的外事文稿写作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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